如果，不用信用黑名单，不知会有多少老赖逍遥法外。

如果，滥用信用黑名单，一点点小错即被无限放大，每个人都会因为无法预期行为后果而惶恐不安。

信用黑名单，从制定到使用，该有怎样的规则？上周，上海社会信用立法高峰论坛上，信用黑名单的制度设计发人深思。

近年来，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到地铁乘车逃票，违法者纷纷进入各个系统的黑名单。对严重失信者，黑名单，是必需的。这样的立法意向，几乎没有异议——对特别严重失信的主体，黑名单制度，既警醒了当事人，也放大了当事人的失信成本。

不过，黑名单公示，却遇到了不同意见——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基于各自行业、领域管理需要可以建立黑名单，但黑名单本身是一种评价行为，应当仅限于内部使用，一旦对外公开，可能会涉及对当事人隐私权、名誉权等基本人权的损害。严重失信者，无视社会信用，惩戒和制约，很必要；但黑名单不能随意发布，即便发布，也要通过法定程序，特别要强调的是，依法公示的黑名单应是市场主体而不能是自然人。

那么，黑名单，究竟该如何建立，如何使用？在社会信用立法高峰论坛上，立法和信用领域的专家观点更倾向于：行政部门尽量审慎行事，制定黑名单、使用黑名单，都必须减少随意性。

毕竟，黑名单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联动惩戒”，是让社会各界都参与到对严重失信行为的制约中来。因此，对存在何种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列入黑名单，应当作出限制；若涉及信息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公开的期限，也都应做出规定。

而要让黑名单用得恰当，社会信用立法首先要面对的却并非“黑名单”本身。

目前，社会信用信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部门壁垒。公民和企业的信用信息分散在各个部门，尚未能集中于一个平台之上。这不但抬高了信用信息的使用成本，也容易造成信用信息的真空和盲点，乃至这些真空和盲点被不法者利用。最极端的案例是，有骗婚者之所以几年内在全国各地多次登记结婚，屡屡得逞，就在于婚姻登记信息在各地婚姻登记机构未能联网，各地公民婚姻信息处于各自孤岛，如果不是被偶然发现，犯有重婚罪的家伙根本不会被刑法制裁。

因此，社会信用立法，首要是要从制度设计的高度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信息共享，提升社会治理效率。在国家社会信用立法尚未启动之时，上海地方立法先行先试，也因此格外有意义。

其次，信用信息的部门壁垒一旦打破，针对进入信用黑名单的个人和企业，势必会触发一系列市场禁入、限制公共资源获取等惩戒性后果；由于威慑力大，黑名单，难免被一些部门视为强化监管的得力手段。因此，社会信用立法，不能不防范那种单纯为了“管理方便”而随意设立，乃至扩大信用黑名单的倾向——换言之，使用社会信用信息，懒政，须提防。

因此，什么样的失信，足以上黑名单，什么样的失信仅仅是偶发过失，不必上黑名单；上了黑名单，又如何，立法都要给出明确的说法——既有明确的标准，又有清晰的程序；既体现实体公正，又体现程序公正。这就好比“医闹”，迄今已是定义明确且必须受到刑罚的罪名，也正因为入刑，并非所有的医患冲突都是“医闹”——“医闹”标签不好乱贴，信用“黑名单”也不好乱用。

可以肯定，信用黑名单绝不会是“黑色”的——它的建立、使用都应该也必须在“透明”的制度规范框架内。它的存在，让人们对自己的信用行为有了明确的预期，而不是“两眼一抹黑”；它的存在，让人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毕竟，社会信用立法的初衷，不仅仅是要惩罚失信，更是为了鼓励和促进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