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P中国商务信用平台：网商权利话题，由电子商务秩序问题引起。当前人们害怕电子商务乱，正在想种种方法去管，甚至连断网都想到了。但有一点却未充分考虑，这就是权利与秩序的内在联系。一兔走，百人逐之，由此而乱，是因“分未定”。围绕利益的权责之分一旦确定，秩序的建立才有最终根基。否则越管越乱也是可能的。

　　为此有必要探讨权利问题。网商的自然权利，最能反映互联网秩序的内生性质。相对于法人权利，它属于委托人的天然权利，是从互联网的本性和人的本性中产生的自然而然的选择，是不可转让的权利。顺着它来，形成秩序就省劲;违逆本性做事，许多事情就难以摆平。相形之下，政府行政命令并非天赋权利，而是派生的代理权利。在新商业文明条件下，分清权利归属，正本清源，有利电子商务形成真正合情合理的秩序。

　　劳动的权利

　　劳动的权利，相对的是劳动力的权利(包括雇佣劳动力的权利)，属于不可转让的权利。在这里主要指劳动者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网商具有劳动权利，是说网商不仅具有雇佣劳动的权利，而且具有自主劳动，包括自我雇佣劳动的天然权利。

　　由于互联网具有生产与消费合一的前景，在这一趋势作用下，劳动者可能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直接参与生产和流通活动。这带来一个可能的变化，就是劳动者含义的变化。产销合一者不再是雇佣劳动力，也不同于以往的经营者。最终通向劳动与劳动力矛盾消解。以前适用于雇佣劳动条件下的权利，开始发生变化。

　　劳动的权利作为自然权利，成为自然人的权利。与网商的法人权利比较，这直接涉及两个新的问题。一是对网商的工商登记。如何看网商所谓“无照经营”问题。现在相当一部分网商处于消费者经营或兼业经营状态。对同类情况，我国历史上在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基础上，一直十分慎重。例如国务院令第370号《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明确规定：“农民在集贸市场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区域内销售自产的农副产品，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无照经营行为。”C2C的性质同农民经营自留地的性质相近。在根据雇佣关系判断经营性质时，帮忙经营的如果是家庭成员，或朋友关系，就不应算雇佣。从当前状态进一步发展，网商有可能形成劳动者的自由联合，彼此并不转让劳动权利，在此情况下，需要以新的方式确定网商的权利。

　　二是经营场所问题。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自然趋势，是在家办公(SOHO)。然而现有规定的“经营场所”，或是“厂址、店铺、门市部的地址”，或是“摊位地址”、“本辖区流动经营的范围”。对于把家庭作为经营场所作出限制。从权利的角度，这显然不适应电子商务发展要求。有的地方依传统经营扰民而规定，以家庭为经营场所，要征集全体邻居同意。曾闹过这样的笑话，住在筒子楼的网商，最多要征集一层几十户邻居的意见。邻居有的出国，有的在外地，一两年下来都凑不齐。实际上，电子商务许多都只是信息交流，不同于天意做买卖，整天大包小包的。规定应具有灵活性。

　　深层次的问题是，家庭经营作为劳动权利，是否得到认可。许多农民经营电子商务，将来市民在家经营电子商务，不一定非要成立公司，劳动者有没有权利从事这种活动?国家工商总局在《支持服务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允许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将家庭住所、租借房、临时商业用房等作为创业经营场所。这应成为网商普遍享有的权利，而不仅仅适用特定地区、特定人群。

　　分享的权利

　　现代文明条件下，经济权利不是从劳动权，而是从财产权开始的。但财产权并不象洛克所说，是一种自然权利，而是由委托权利产生的代理权利。从学理上说，委托权利是不可转让的，而财产权这样的代理权是可以转让的。分享是一种委托人具有的天然权利，当然前提是分享具有共同消费性的财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利并不是政府赋予的，因此也是不能以行政手段剥夺的。

　　从电子商务的实践来看，网商行为具有突破传统财产权的现象。例如当网商免费使用电子商务平台时，实际就在分享网络财产，它不同于针对不具共同消费性物质的传统产权制度安排;又如，网商与网商之间，彼此分享信任关系，这是在分享社会资本，这有别于以契约方式(排斥信任关系)对于专有资本的制度安排。产生这种现象，与网络经济的内在特点有关。从学理上说，平台与应用的分离，导致初始固定成本与边际成本经营主体的分离，平台商承担前者，免费(或近于免费)提供给后者;应用商承担后者，在苹果移动商店的例子中，以七三分成连接于平台商。

　　与洛克式的绝对的财产权相比，互联网的产权具有相对性。网商拥有分享网络财产(如网商平台)的实际权利，同时具有共同维护信用等义务。同时，网商中的平台商的权利与店主的权利都不完全独立，是以网商生态系统为一个整体产权单位的。这引起治理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政府如果行政断网，涉及的权利，就不光是平台商一方的权利，而且涉及店主及其它利益相关方的权利。这些都需要加以考虑。

　　自主的权利

　　自主的权利在此是指网商自主选择生产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往的权利，较多从生产世界的角度看待权利，以效用为权利的尺度，根据效用最大化评价权利的权重，导致对弱势人群权利和多样化价值的忽视。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对这种功利主义权利观的校正。而互联网的趋势，会在以人为本意义上，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把机会选择的权利突出出来，认为机会选择本身，与选择的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从学理上说，阿玛蒂亚。森能力理论中说的能力集(capability set)，就是这样一种隐含多元化价值的权利。按照森的主张，一个人的福利可从其生活质量来判断。生命中的活动可以看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活内容”(functioning)，即“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和能够做什么”(beings and doings)的集合。

　　在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存在一个现实问题。一些地方，以招商引资作为导向，而对农民、市民自发的电子商务行为，在资源分配的权利上加以歧视。事实上，百姓通过电子商务，在日常生活中自我解决了就业、收入问题，使社会关系更加和谐，提高了生活的幸福度，是用GDP买不来的。不宜简单从网商能够提供多少税收、多少增长这个单一尺度评价其权利。而应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将权利的焦点同时聚焦于已经实现了的生活内容(一个人事实上能够做到的)，以及他所拥有的选择集合(他的实际机会)。

　　权利问题看似抽象，实际与经济秩序的内在质量有紧密关系。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表面的井然有序，而牺牲长远的、深层的秩序。通过网商的自然权利，可以看到新秩序的萌芽正在生长，我们应该因势利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