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7日刊文介绍了一位规划让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关键人物：刘鹤，并称中国最高层选择了他来达成这一艰巨任务。现全文翻译如下：

今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Tom Donilon)飞往北京安排一场中美高峰会晤时，其计划日程中并不包含与一位塑造中国未来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举行会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快就指出，这是一个疏忽。据知晓那次会面情况的官员透露，习近平指着自己身边一位身材高大、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刘鹤的工作就是规划中国的经济前景，这一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前进方向。透露消息的那些官员称，多尼隆的随行人员当晚与刘鹤见面。他们在北京富丽的人民大会堂预订了会议室，双方在会谈过程中都做了笔录。

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蓝图已开始交由现年62岁、儒雅沉静的刘鹤来描绘。他是一名中共官员，其同事和西方领导人都知道他是一位经济改革者。在下个月中共450名最高官员参加的闭门会议上，这幅经济蓝图将公布。

这个会议每五年举行一次，过去一直是公布中国一些最大规模经济改革的平台。今年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外界担心中国经济会失去增长动力。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5%，低于2007年第二季度的14.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的经济学家团队预计，未来五年如果没有实质性改革，2030年前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可能会降至4%。

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高层的目标是努力将本国经济建成与以往不同的经济：促进消费文化发展，即鼓励中国人购买更多汽车、服装、家电和电子产品等目前正向外出口的商品，同时也鼓励创新型民营公司发展。这意味着将脱离中国老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一方面依赖廉价出口，一方面在国内大举投资，建设公路、铁路甚至是新城市。

以往增长模式的很多最大受益者眼下成了中国所面临的阻碍，其中包括从国家指令性贷款中获得好处的一些国有企业等。一些人还将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归咎于市场改革，还有一些官员则利用国家大力投资的机会贪污受贿。

选择刘鹤作为中国新经济计划的主要设计师(这一点得到了多位中国官员、学术人士和其他知情人士的确认)让外界燃起了希望：市场指向的改革者可能占得上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刘鹤便不顾那些想依靠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官员的反对，一直敦促执行市场政策。

刘鹤在2011年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必须更快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扩大内需。他说：共产党必须是“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

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纽约大学经济学家斯宾塞(Michael Spence)称：“刘鹤是中国实用主义的一个典范，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不是这种机制的信奉者。”刘鹤曾向斯宾塞寻求过经济方面的建议。

本文基于对中国国内外诸多政党和政府官员及参与改革进程学者的采访，并且参阅了刘鹤所写的文章。刘鹤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读，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相当有限。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在新经济计划中会走多远。熟悉刘鹤所主张方案的学者和中西官员及其他人士指出，他们认为中国金融业最有可能出现变革。刘鹤在金融业有强大的同盟，主张推动资本更自由地出入中国。

外界认为这些改革对增强金融业的竞争至关重要，中国金融业目前由四大国有银行主导。四大行能通过向其他大型国企放贷赚钱，而这些国企又主导能源、交通和大宗商品等行业。刘鹤及盟友认为，使外资发挥更大作用及实现利率市场化等改革将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民营高科技和服务企业，还有助于重塑中国经济。参与者说，不大可能推出对国企巨头进行直接大规模改革的措施。这些企业已阻止了过去针对其中部分企业加强监管或民营化的方案。

同样面临阻力的还有旨在放开限制农民工及其家庭在他们家乡以外地区享受医保和教育规定的努力。经济学家说，这种改革将推动更多农民工变为中产阶级。地方政府对这一改革予以反对，因为它们不希望增加社会服务开支。然而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在这方面至少会有某些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最高领导人已暗示予以支持。

习近平已表现出了直面经济增长放缓和藉此推动改革的意愿。他曾在福建和浙江这两个南方沿海省份工作多年，而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促进了这两个省的繁荣。一位熟悉领导层想法的党内官员说，改革时机已到，新一届领导人有10年任期，如果他们坐视，中国经济可能成为一个灾难。

刘鹤的正式权力是在近期被任命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后获得的。这个办公室为习近平及中国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其他六位成员提供建议。该办公室类似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通过为领导人拟定讨论方案来影响决策。

但刘鹤更大的权力可能在于他与习近平长期以来的关系，自上世纪60年代两人在北京101中学上学时他就与习近平相识。刘鹤是习近平的圈内成员，去年曾陪同习近平视察华南地区，这次视察与1992年邓小平旨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南巡异曲同工。

不过，在中南海以外刘鹤仍鲜为人知。他曾在中国高校学习经济政策，1995年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并一路高升。该委员会握有实权，原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机构，大型投资项目须获其批准，参与制定中国五年规划，为国民经济设置发展目标等。

但中美经济官员说，不久前刘鹤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北京和华盛顿被认为是个没什么影响力的文员。他的中国同事说，开会的时候刘鹤会针对别人提出的敏感问题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不正面作答，因为患有喉疾他说话声音很轻。

刘鹤偶尔会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个性。他任由头发变得灰白，这在中国是不墨守成规的标志。另外，他会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与西方人单独见面，而在中国这通常是禁忌。

过去一年间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他擢升刘鹤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同时，刘鹤进入了由20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讨论主要政策决定的地方)，职位相当于部级领导人。另外，刘鹤还是发改委副主任。

在刘鹤领导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搜寻经济信息方面亲力亲为，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影响力。山东省官员透露，今年6月初刘鹤派检查人员前往山东，了解大型工业公司状况，其中包括一家卡车生产商和一家信息技术公司。

但刘鹤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今年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说，大约几个月前他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

保密工作是重中之重。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经济学家蔡昉说，制定规划的人是不能谈规划的。他曾为修改农民工政策提出建议。蔡昉说，一般他们甚至都不承认自己负有制定部分规划的责任。参与相关工作的学术人士说，今年9月中旬之前，刘鹤的团队一直努力将七份报告拼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北京大学经济学家黄益平说，习近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其他委员已完成了主要“政治活动”。

过去，中共每五年举行的秋季会议曾多次标志着重大变化的出现。文革结束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利用1978年的会议开启中国的改革开放。1993年的会议则表明国有企业将开始依照市场原则运营。

在金融领域，刘鹤能够依靠颇有影响的盟友，尤其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刘鹤与周小川合作多年。今年6月两人放慢了向所谓的“影子银行”放贷的步伐。经济学家们担心，影子银行为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这可能产生坏账，存在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据了解讨论内容的人士透露，银行没有遵照指示，没有转而向小企业和新建高科技企业放贷，这令刘鹤和周小川感到失望。上述人士说，今年6月刘鹤获得批准后，央行策划了一场“钱荒”——放任银行彼此借贷的银行间市场的利率上升到高达30%，造成信贷枯竭——以促使银行服从央行的愿望。刘鹤还曾支持周小川有关允许外国人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及允许中国普通投资者投资海外的计划。

今年5月刘鹤延请方星海帮助起草金融改革方案。方星海是上海一名高级官员，是上海旨在成为金融中心努力的领军人物。党内人士认为，刘鹤选择方星海是为了实现放松对跨境投资的限制这个目标，因为方星海在上海任职时曾帮助使资金出入中国变得更容易。方星海是世界银行[微博]前官员，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此类改革的反对者中有一些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央行前顾问余永定。他们说，开放金融系统将使中国更易受到进出中国的资本大幅波动的影响。

即便是刘鹤的盟友也认为，刘鹤旨在增强国有企业所主导行业竞争的努力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一些参与制定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说，此次会议不会提出针对国有行业的重大改革计划，尽管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垄断限制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据世界银行官员及其他参与人士说，去年刘鹤为世行及中国政府一个知名智库制定的经济改革议程提案提供了指导。这份报告的标志性建议是：中国国有企业应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这些管理者将力求确保这些企业专注于商业目标，而不利用权力打压竞争对手。参与制定这份报告的官员说，由于遭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及国有企业反对，这个提议被取消。

自那以来，刘鹤和其他中国决策者采取了另一个策略：与美国等国就要求中国开放封闭行业、引入更多竞争的条约进行磋商。今年6月份，刘鹤向来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号人物利普顿(David Lipton)抛出了有关推进贸易协议的问题。利普顿曾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任高官。今年春季稍早时，美国前财长鲍尔森说，其他中国官员已明确告诉他，中国愿意重启拖延已久的围绕一个将放开投资限制的协议的磋商。

双方在6月同意重启相关谈判。中国方面称，中方将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除双方约定好的某些领域外允许外商在任何领域投资。尽管这种谈判可能持续数年，但中国做出的承诺可能会倒逼国内进行一些改革。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及推行其他一些改革的承诺，这在此后的10年提振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令数万家竞争力差的国有企业关闭。

刘鹤曾与朱镕基共商经济政策，并且与朱镕基在如何推进改革方面有类似想法。刘鹤2010年对财新《新世纪》杂志表示，从中国长期历史的进程来看，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内部自身的动力常需要外部的压力来激活。北京大学经济学家黄益平说，刘鹤很有耐心，中国官员愿意用各种方法来说服改革的反对者，这是渐进改革的特性。（财经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