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应主动积极融入全球治理。强大的信用资本是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信用评级话语权更重要。一直以来，我国评级机构的监管框架都没有统一的资格准入，只是在评级公司具体做业务的时候，根据债券类型，需要相应的债券准入监管机构的批准。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长期垄断信用评级，这不仅加剧了全球信用资源在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分配失衡，也屡成金融危机的隐形推手。

骆沙鸣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信用危机虽然使得美元、美债以及美国信用评级体系为核心的全球信用格局开始发生改变。但多年来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等海外信用评级机构戴着有色眼镜，采用双重标准及应用评级特权误导国际金融市场。“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应警惕落入类似圈套和陷阱。”骆沙鸣说。

骆沙鸣指出，目前美国正挥动贸易制裁大棒，我们应加强“四个自信”，维护我国金融主权，做强我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正当其时，要整合我国已有评级机构和评级专业人才，联合国际国内评级机构联合成立信用评级集团，构建我国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提升我国信用评级国际金融话语权。

随着美国债务风险长期化，债务货币化程度不断攀升，应对风险、大力提升我国信用评级国际金融话语权势在必行。为此，骆沙鸣建议。

一是我国应拿起法律武器，对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展开必要的系列诉讼，更主动地打破标普、穆迪和惠誉的国际评级市场垄断格局，谋求我国信用评级机构能在主权信用评级和跨国企业评级中有一席之地，并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更准确地揭示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合理增减持美元外汇储备，避免我国外债缩水蒸发。

二是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应加强自律，按市场规律办事，自觉履行金融市场监督、风险预警和促进金融市场稳定的职责，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三是在加大改革开放的同时，应从支持和监管规范入手，打造适合评级机构发展外部环境，尽快改变我国评级机构市场份额被外资机构侵蚀现状，同时强化有利于我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发展的制度建设，从控股比例、业务范围、行业限制等方面规范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发展，不断完善信用评级行业准入退出机制、市场评价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

四是应促进评级机构与我国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加强相关新型智库建设，加大人才培养与技术研发应用，提升评级机构的非评级业务收入占比和改变“发行者付费”模式，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评级方法和能有效化解利益冲突的经营模式。建立并持续完善相关内部信息数据库。逐步完善评级审核及后评价等评级制度。

五是加快我国国内债券市场培育，做大信用评级市场容量和提升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实践与结果检验等“声誉资本”，提升我国信用评级国际金融话语权，借“一带一路”倡议强强联合，做大做强我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