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专利”这种东西，本身就有很强的专业性，其背后的法律体系更是庞杂繁复，普通人难以清晰的了解其中的关节，因此，什么情况算是侵权、侵权了应该给予多大的赔偿，往往难以厘清，系于法官。

问题来了，法官能断得清各类专利官司吗？法官可以面色严肃黑重，如包拯，但是法官往往断不了专利官司。

前期，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Oracle和Apple一样，是一家以打官司多著称的龙头企业，曾经将Google告上法庭。5月底，Google和甲骨文围绕Java的专利案第二轮审讯宣判，法官认为Google的Android并未侵犯甲骨文专利，还宣布取消第三轮有关赔偿的审讯。这个结果是怎么得来的呢？甲骨文提出的诉讼中，包括一段9行代码的rangeCheck程序，而法官Alsup懂得编程，认为这并没有帮助Android，并反问甲骨文的律师，后者并不懂Java，无言以对，所以输了！

看，一个法官恰好懂得Java编程，才了断了这则官司，问题是所有的法官都懂得编程吗？还需要懂得各种各样的技术？不可能。

三星与苹果专利战背后的“隐权力”

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多个领域都广泛存在，比如，在电信领域，各个主流厂商都囤积了数以万计的专利，而且都是所谓“发明专利”，但是，在真正打官司的时候多数没有价值，而只是为了布置“专利陷阱”，用来防御对手、让对方陷入到旷日持久的专利战。

真正有重大价值的是一些“基础专利”，比如高通在CDMA领域有三五条专利所有使用CDMA、WCDMA、TD-SCDMA都绕不过去，且易于识别，所以能够“通吃”。但是，物以稀为贵，这种专利占比并不高，所以高通也不能只靠专利打天下，它的芯片制造能力也是最强的。

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三星和苹果之间的争斗，涉及的专利恰恰没有多少是“技术类专利”，多数是设计和应用层面的——这是苹果的聪明和无奈之处。因为在技术上法官的判决极为困难，所以，它把主要精力放在外观和应用层面；外观和应用层面的专利，很多不是发明专利，只是设计，但是却易于识别，容易赢得法官、媒体们的“感情分”。

最终，一场官司变成了对外观、应用、诸多难以界定型专利的口水仗，而左右其胜负的很可能是并不精通专利细节的法官们的感情分。

所以，同样的官司，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不仅仅在美国和韩国不同，在澳大利亚、荷兰和德国等判决也不相同。所以，媒体也好、观众也好，在陷入到谁对谁错的口水仗中，满腔正义感的时候，其实，往往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偏好背书，背后的事实则没那么清晰明了，反倒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决定判决结果的往往不是技术和专利本身，而是一场政治、法律、媒体缠斗。

而政治、法律和媒体这些名义上的“盘外招”往往才是“胜负手”，它们才是左右最终格局的“隐权力”。某种程度上说，三星输在它不是山寨机，输在了它足够强，对苹果形成了实质性威胁——尽管，它确实可能是侵权了，但是该为此赔多少钱、是否应该禁售，并没有统一的尺度，最终取决于双方“隐权力”的大小。

所以，我们看到，当中兴、华为们想进入美国的时候，承诺“脱的精光”、连源代码都可以公布给对方看，但是很多并不懂技术的参议员、众议员们依然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阻止它们进入美国市场；如果你曾经和伊朗做过生意，就会被严厉制裁，甚至无法进口美国的芯片……如果你无法进入美国市甚至无法使用它们的芯片，这个损失足够大，作为企业必须妥协。反之，德国市场没那么大，政府没那么强，因此面对类似“侵权”的时候，往往选择不申请专利，而是把技术沉淀在企业内部的黑箱子里。

但是，你不要怪讶和委屈，这是实力所致——隐权力和潜规则，并不是“不市场”，它一直都是市场里一个长期存在的组成部分。规则由强者制定，为强者服务，只有狼和狼之间可以签署“公平”条约，羊群从来不在此列。

信用既是无形的力量，也是无形的财富，商业诚信更是交易环境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一批又一批的企业依靠电子商务获得了可观的利益。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诚信问题成为了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最大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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