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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与脓包

本人非砖家，非叫兽，非五毛，非美分……总之，决非精蝇，纯属草根贱民，天生一根筋，认理到底，但往往能透过纷扰，直击事件本身。

温州民间借贷风波，貌似制造业危机，实为因楼市引起的一次经济危机。客观而论，中国房地产业，早已不是泡沫，因若是泡沫，皮不至于如此之厚，而早已是脓包了。既成脓包，便为肌体之一部分，人虽知其害，却难以痛下决心戳破，故易养痈成患。然而，是为脓包，则必有溃破之时，且只有溃破才能收口转良，要不然感染扩散，危及生命。

回望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很快引起全球骨牌效应，至2008年9月美国银行放弃收购雷曼兄弟公司，便升级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国作为全球经济体中重要一极，也概莫能外，顿时楼市低迷不振、股市跌盘连阴。可见，我国楼市历经多年的畸形发展，已成为实体经济中的一个脓包，虽然外观看上去相当美丽，艳如桃红，但是无论如何改变不了脓包的特性，严重危及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们错过了2008年，难道再想错过2011年？错过了2011年，真的不知道还有哪个好时机，可以借梯下地？温州高利贷崩盘，祸起楼市，却又是预示了楼市将真正成为拐点——谎言必将被揭穿，而脓包必将被戳破！

一、“制造”之死

内忧外患，举步维艰

毋庸置疑，2008年以降，中国制造业步入冬天，内忧外患，深陷生存困境：

内忧是什么？是成本上升。原材料、劳动力、物流等成本都在上升，我国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

外患是什么？是需求锐减。经过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然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已为“世界工厂”，中国为世界而制造。然而，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起了全球共振，国际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直至今日，美国次贷危机阴影未散，而欧债危机又接踵而来，因此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萎缩，所谓“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再加之美元下跌，人民币升值，这对制造业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此内外夹击，制造业无不规模缩水或停工停产，现状确实如此：

温州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皮革、制锁、打火机、眼镜等几个行业。最鼎盛的时候，这四种小商品的产量在世界范围内都占据主要地位。但如今，温州已经不是这些产品的主要提供基地了。

为什么不接订单了呢？人力、原材料等成本高固然是主因，但主要是大部分的制造业主都嫌制造业利润低，来钱太慢，都不愿意做实业了。因此，温州制造业目前大约有36万家中小企业，至少20%处于半停工或停工状态。

二、资本狂欢

实业凋敝，资本狂欢

众所周知，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最直接、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出口，而影响出口就是直接影响制造业，重创了以制造业闻名的城市，如广东的东莞、福建的晋江、浙江的温州和绍兴等等。作为“制造之都”的温州，经济危机带来的寒意应更是凛冽才是，然而温州并没像其它城市一般，陷入萧杀的气氛之中，相反倒是沉浸在资本的狂欢之中。这几年，温州开始由“制造之城”转向了“资本之城”，许多资本者都热衷于一件事：玩钱。面对这个现象，有不少专家、官员都曾持乐观其成的态度，殊不知，这恰恰促成了养痈为患。

现象令人费解：温州不少企业主虽然放弃了主业，不再扩大生产了，但是依然表现得非常缺钱，四处融资。原来精于算计的温州商人是绝不会做包赔不赚的买卖，甚至蝇头小利的生意也早已不屑一做，于是，通过融资将钱投到高产出的行业之中，主要是房地产业和能源行业，他们每个人都梦想创造财富奇迹，无不想一本万利，日进万金。

因此，这时的温州制造业就整体表现为“不务正业”，制造企业渐渐地成为玩钱的“外壳”。融资筹款需要借壳，而这个壳就是制造企业这个空壳（生产线、工厂）。很多中小规模的制造业之所以没有停业，就是因为只要还在生产，企业主就能通过银行、民间融资机构借到钱。借贷到钱后，便到房地产和能源等高利润产业中谋求暴利。

那么，为什么弃制造业而不顾，去投资高风险房地产业和金融放贷？笔者认为是二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政府救楼市政策，救出来的祸根

2008年下半年，中国楼市呈现一片低迷景象，这时一些卖地的地方政府，特别是某些有关联利益的官员，开始坐不住了，纷纷抛出救市政策，最著名的就是时任浙江省的杭州市委书记、有“楼市书记”之称的王国平，他抛出了“救楼市就是救经济、救百姓”的论调。

温州资本投机客们对市场散发出来的铜臭味，比苍蝇都要嗅觉灵敏百倍。这时身处困境的制造业企业主们得到了这个信息后，无比积极响应，纷纷涌向房地产。于是，2010年杭州房价创了全国最高，在所难免，至于温州的房价猛冲居高，也理所当然！

局部带动整体，温州带动浙江，浙江带动全国，中国楼市2008年到2011年上半年，3年逆市上涨，一路高歌。而中国经济在楼市的刺激下，依然亢奋异常　　房地产业的“标杆效应”，最后便作用于制造业，极大地推高了制造业的成本。这对那些真正坚持生产的企业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二）国家促内需政策，救不起制造业

我国的制造业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由于这几年全球经济低迷，国外市场严重缩水，于是，国家决心拉动内需，制定所谓的“促消费、扩内需”的提振经济的一揽子政策，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旧家电回收、旧汽车回收等等。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促内需并没有改善制造业的生存困境：

　一是居民收入赶不上经济增长，导致消费能力持续缩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量近几年来虽有较快增长，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的增长来说仍显迟缓，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依然偏低。加上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许多企业效益下滑，职工工资增长进一步放缓。农业生产资料成本上涨，而农产品销售价格受国内外多方面因素制约提高有限，因而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难度增大。收入是决定消费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经济增长，结果必然是最终国民消费率下降。

二是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严重，导致消费效果“中空两头不着”。我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均，城乡收入及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加之社会保障不健全，也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高收入群体因已实现消费需求的充分满足，不愿再扩大消费（却愿意扩大投资），即使想要消费，消费目标往往锁定了国际品牌，到国外去消费奢侈品牌，帮助欧美国家促内需去了；至于中等收入群体，其实是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夹生阶层”，因顾虑医疗、子女教育支出等问题，有限的资产性收入又不稳定（如股市市值缩水等），不敢消费；最后，低收入群体虽有消费欲望，却因无支付能力，特别是低收入的农民，“家电下了乡，却进不了户”，低收入决定他们根本消费不起，不能消费。“不愿”、“不敢”、“不能”叠加，高低不就，中间空空，都没有取得预期要的效果。

三是存在不利于扩大消费因素，导致居民惯于积累而疏于消费。消费环境、宏观政策以及体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利于扩大消费的因素，如鼓励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消费的税费改革、垄断性服务收费改革等迄今还未完全到位；重投资、轻消费的传统观念和增长模式也使国民收入分配向积累和投资倾斜的惯性难以改变。此外，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剧了就业难和加薪难，强化了社会谨慎消费心理。近年来不断增加的银行存款余额，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居民的预防性和自我保护性储蓄。

制造业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而国内市场用政策激励效果甚微，“没有消费就没有制造”，制造业的路子越走越窄，这时继续投入生产也就意味着亏损的扩大化。因此，眼前只有两途可以选择，要么关门破产，要么升级转型。恰逢此时，各个地方政府在“促内需”的同时，都吹响了提振楼市的号角，比如说银行降息、降低利率等等利好政策。谁知这么一来，大家都搏到了房地产上去了，于是，房地产绑架了整个中国的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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