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金融等金融创新业态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信用贷款市场呈现数量井喷态势。但这种产品在带给企业及个人周转消费便利的同时，也考验着各类金融机构的信用采集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产品销售平台的信用信息采集流程或并不规范，数据提供者资质良莠不齐，在央行决心于今年放开社会机构开展个人征信业务背景下，这些问题应如何解决？

产品井喷有基础

所谓信用贷款，是指借款人无需提供抵押品或第三方担保仅凭自己的信誉就能取得贷款，并以借款人信用程度作为还款保证。从银行到小贷公司，从担保公司到互联网金融机构，近年来，基于客户个人信用记录所发放的信用贷款数量不断增多，特别是在P2P（persontoperson，个人对个人）网贷平台之上，信用贷款标的更是唱起了主角。

“中国金融机构发放信用贷款的征信基础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社会的信用理念近年来得以提升；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不断创新中找到了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钥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的起草人、专家论证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吴晶妹这样表示。

在她看来，通过几年的社会信用体系宣传，现在，从中央政府到金融机构，再到普通百姓，大家都认为信用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资本、财富与社会规则，有信用的人就应该有资格获得信用贷款。同时，金融机构在创新方面的努力，也让信用贷款得到了施展的机会。“在过去，金融机构发放贷款，都认为实物资本是唯一的标准，发放贷款要求人们要有实物资本做保障，基本不看这个人的信用情况，也可以理解为不认同信用也是一种资本。现在，金融机构提高了认识，认为信用既然也是资本，即便没有实物资本作为抵押，但你拥有信用资本，作为金融机构，也应该按照客户信用资本的大小来发放贷款。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普惠金融的理念，即人人都有获得信贷扶持的机会，让大家都有进步和发展的可能。”吴晶妹这样表示。

既然信用是资本，征信也就成了判断给一个人信用贷款多少的重要环节。央行数据则显示，早在2012年年底，我国就已经有各类征信机构150多家，这一数字目前还在不断累积，但在业界人士看来，由于一些硬件条件的缺位，中国征信市场的发展还难以跟上信用贷款产品的速度。

互联网金融存征信安全隐患

当前，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发放信用贷款的“主力军”。但是，在表面繁华背后，一个不得不说的问题就是，这些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在信用数据采集及风险控制方面都存在较大区别。同时，由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中介角色，一旦信用数据出现错误，信用贷款违约成本将直接由投资人来埋单。

“传统金融机构的数据采集基本上是采用现场方式，也就是到银行去，在柜台上填写各种表格，现场办理，当面采集信息，因此身份识别很容易。所填写的表格也都是和我们的收入、财务情况相关的，是定量化的，数据特点是小数据，是量化定向的。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数据采集是基于网络而非面对面现场式的采集，基本上是全网搜索与抓取，因此它的数据并不完全集中在财务上，可能还涉及社交数据，很多数据是定性化的，是大数据的概念。”吴晶妹这样说。

吴晶妹同时表示，由于数据采集方式和范围不同，因此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机构在风控方面也有很大区别。传统金融机构由于柜台能定向地办理信用主体的业务，因此风险控制很精准，对贷款人的身份识别也很容易，另外，由于开展业务时间长，很多财务数据、收入数据的指标都经过了检验。互联网金融机构是网上办理业务，身份识别这一关还没有过，也可以说身份识别和欺诈是互联网金融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要把故意欺诈的人挑出来，并不容易。另外，互联网金融的数据是基于大数据全网抓取的，数据看似很多，但这些数据对发放贷款到底有多大的支撑作用？大数据到底是好是坏？信息量到底准不准？这些都未经检验。还需要运行一些年才能得出结论。因此数据背后的可靠性、科学性还有待于观察。

另有业界人士表示，互联网金融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即它不是当面采集信用主体的数据，这里除了身份识别以外，还涉及授权的问题。这些数据是否有资格去采集、是否侵犯了个人隐私以及法律的边界问题，还都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商业征信持牌需提速

为了完善我国征信体系建设，使更多的信用贷款平台发挥普惠金融功效，同时也为了推动我国社会征信机构的发展，今年1月5日，央行发布通知称已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八家社会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准备时间为六个月。截至目前，筹备期已过半，据八家机构相关人士透露，近日，央行又分别听取了这些机构的工作汇报，考察这些机构是否达到正式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标准。

而从现在的情况看，由于牌照缺位、各平台之间联网受限，一些发生在互联网金融机构里的极端案例已经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了。网贷之家创始人、盈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徐红伟就提到，P2P网贷行业的征信难点在于，有些平台出于隐私或利益等考虑，不愿意与其他平台共享已获得的数据信息，“个别网贷平台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某借款人在平台上的借款出现逾期，也就是没钱还款，按常理，平台应对其给予警示，或者向业内其他平台发出预警信号，但其往往会隐瞒借款人的赖账行为，以期其在别的平台借到款，实现借新还旧”。

这一问题的出现，与民间信用贷款平台信用数据采集使用不科学、不系统有较大关系。百融（北京）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张韶峰就认为，一些信用贷款平台由于缺乏信用数据处理能力和意识，最后变成只做熟人圈、朋友圈的借贷，使普惠金融理念大打折扣。而另外一些原本可以为更多企业和个人发放信用贷款的机构，由于没有掌握先进的信用采集和使用手段，仍然一味强调实物资本，导致征信成本居高不下，最终影响了它们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基于此，在央行向社会征信机构发放牌照的背景下，希望更多信用贷款平台机构能够用好第三方征信提供的报告和数据，重视信用资本的评价标准，在此方面，监管层也负有引导责任。”

张韶峰同时表示，从国家层面看，应大力推动社会征信机构的发展，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去引导牌照发放，在衡量是否为一家征信机构发放牌照时，不仅要从规模上对机构进行衡量，更要看这一机构是否有能力做好这件事，以避免牌照经济和资源寻租。

另有数据显示，央行征信系统仅覆盖了全国20%左右的人口。对此，吴晶妹也认为，不能认为金融征信体系是唯一的征信解决方案，应该尽快发展商业征信和政府征信。“其中，政府可以收集工商、税务、海关等征信数据，比如它们已经推出了失信黑名单，联合进行失信惩戒；商业征信要加速发展，央行正准备给八家机构发放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牌照，也应该加快他们的发展，但只有这八家太不够了，应尽快推出第二批，要鼓励它们，同时要加快开放的步伐，并在市场中成长起来；其他机构还应做更多的信用信息开放共享。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征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