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在北京国谊宾馆举行的2019中国信用4.16高峰论坛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内容，下午进行的专题研讨更是干货满满。

下午进行的主题论坛围绕“社会信用建设理论支撑和政策实践方向”、“社会信用建设的城市和行业创新实践研讨”、“征信市场建设和信用立法实践研讨”、“中国特色信用理论和信用教育实践探讨”四个主题展开讨论。

主题论坛

社会信用建设理论支撑和政策实践方向

经过 20 年的实践，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很多早先的设想都在实践中成为现实，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从《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来看，2019 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此需要在这个分论坛前瞻性地讨论今后的发展思路、理论支撑以及政策实践方向，并聚焦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新的规划纲要，如果需要，应当关注哪些方面？二是至今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当用怎样的理论来解释刻画？

对新规划纲要的三维理解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学术委员会主任林钧跃在回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指出现在只是完成了“万里长征的前两步”，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新的规划纲要是必要的。

从“应用说”的维度来看，工作重心需要从信息收集转移到信息融合来，因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应用。此外，社会信用体系具有工具性，它应当被看作是社会治理模式的组成部分。林钧跃主任指出，在这里需要处理三对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城市与行业的条块关系、社会信用体系的“分”与“合”的关系。按照黑名单制度、联合奖惩机制、市场联防机制、综合性系统（如举报系统、案件处置系统、跟踪系统、风险预测系统等）的次序安排规划纲要建设的逻辑。

从“完善说”的维度来看，现行的纲要还有一些层面实践得并不尽如人意。在立法层面，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还未出台，地方性法规的合规性又存在问题，社会关心的个人信用破产与个人信用修复也悬而未决；在实践层面，一方面信用投放不均匀，造成了东西部的不均匀。另一方面，信用行业的品牌化、国际化进展缓慢；在教育层面，诚信教育工程做的不够，职业化教育还需要加大投入。

从“创新说”的维度来看，未来的新纲要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一些尝试：一是经济化，建议打造信用监管升级 2.0 版，节省政府的行政成本，把有限的监管队伍用在刀刃上，转变服务型的政府。二是标准化，不仅要统一中国的相关标准，还要借此来达成社会培训、对外交流的功能。

行业呼唤更“接地气”的新纲要

上海市信用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魏文静从参与上海“十四五”规划调研的经历出发，指出应当把应用放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第一位。

从“知信用”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诚信教育工作还有待加强，民众对诚信与信用的概念了解不足，信用惠民等政策没有深入人心。

从“讲信用”的角度来看，联合奖惩等制度建设的目的是让大家讲信用，不能把手段当作目的。

从“出信用”的角度来看，目前信用服务行业太小，机构也不大，同质化竞争严重，差异化竞争不足，说明行业在产品方面存在问题，更多的是作为政策支持平台而不是信用服务机构，政府要加强引导市场的良性发展，从而激励企业完成产品的专业化、精细化、差异化与特色化。

从“用信用”的角度来说，政府和市场要双驱动，让信用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考信用”的角度来说，只有在各个维度考核信用，才能让新技术发挥功效，才能形成国际竞争力。

广东省信用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红丽从广东的实践角度，首先指出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发展很快，充分发挥了信息化、大数据、移动支付时代的优势；其中政务领域是发展最快、成效最高的，但是与之对应的市场领域则发展相对滞后，在数据获取、市场规模等方面存在不足。

其次，中国的立法有一点滞后，对于征集什么数据、开放什么数据、共享什么数据、使用什么数据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得一些企业涉嫌违法。再次，中国的信用应用领域太少，专业机构缺乏应用场景，这种现象，部分是数据原因导致，部分是由于没有完成国际接轨导致的。此外，很多评级机构还在使用过去传统的一套办法，没有因时而动，在信息化、大数据时代错过了机遇。

最后，张红丽副会长从立法、市场应用领域、国际接轨和专业人才及机构培育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关建议。

管理视域下的十个关系

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宋红光从管理的视角出发，包含了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的思考，提出了信用体系建设中要处理好的十个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社会治理转型与经济改革发展的关系，宋红光将社会治理转型与经济改革发展比作是两道铁轨，信用管理创新则是沟通二者的枕木，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因此需要一个纲领性的指导；

第二，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操作实施的关系，要把顶层设计自上而下与操作实施自下而上的过程联系起来；

第三，要处理好信息化管理与信用化管理的关系，核心在于“跳出金融看经济、超越经济看社会”，通过信息化建设提升工作效率、信用化管理提升质量；

第四，要处理好公开公示与评级评价的关系，注意到公开公示与评级评价在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上存在的差异；

第五，要处理好联合激励与联合惩戒的关系，把握连维良主任在今年两会上特别强调的三个着重——着重联合惩戒、着重联合激励、着重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信用监管机制，要以正向鼓励为主，负向鞭策为辅。

第六，要处理好 IT 技术体系与信用管理体系的关系，认识到现在大多数平台是由技术公司搭建的，缺少信用管理要素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第七，要处理好信用记录与信用修复的关系，要明确信用记录是自然人和法人机构主观意识和社会行为轨迹的记载，给予信用修复、黑名单退出机制等内容足够的重视；

第八，要处理好信用自律与法规他律的关系，明确道德模范是守信的高级表现，获罪之法是失信的严重后果，而信用建设的目的是建立自律机制；

第九，要处理好政府培育与市场运作的关系，要了解信用经济规律，真懂得信用产品设计，此外，政府也要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不仅仅是资源换服务，还要给予必要的资金投入；

第十，要处理好信用监管与简政放权的关系，用信用来作为支持“放管服”改革的基础，通过信用管理，使得敢作为的上去，不作为的下去，乱作为的进去，懒作为的出去；明确政务诚信是关键，商务诚信是重点，社会诚信是基础，司法公信是保障。

学术研究与信用建设

商务部研究院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研究员徐德顺从学术研究的内容角度出发介绍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的信用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但是还需要去归纳、总结与提炼；徐德顺研究员自己提供了一个分别从信用经济、信用治理、信用文明与信用环境这四个方面来理解信用的内涵的思路。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用理论需要不断的探索与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研究问题，分别是信用信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界定问题、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的融合问题、以及国际性合作的问题。

《征信》期刊主任编辑王银枝从学术研究的载体角度，从《征信》期刊的发展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相互关系出发，谈了她自己的看法。《征信》期刊的创立迎合了当时迫切需要有一个公开发行的媒介去传导征信政策、聚焦征信热点、考察征信运作、交流征信经验的社会需求，并为业界的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搭建学术探讨和经验交流的平台。作为学术研究的载体，《征信》期刊凝结了诸多的科研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的智慧结晶，见证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成就，并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市场信用监督管理的思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用监管司信用处处长崔迎琪指出，市场监管领域的思考维度并不同于行业协会与第三方专家学者。崔迎琪处长首先介绍了截止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原工商总局）所做的工作，涵盖了顶层设计、公示系统、企业年报、信息共享机制和名单管理这五个主要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得到了相应的数据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名单管理时，崔迎琪处长专门指出市场监管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他们的名单只能有黑名单而不能有红名单，这是市场监管领域的防范权力寻租风险的必然选择。

崔迎琪处长就新的规划纲要这一问题谈了他自己的想法：

第一，在合适的时间点推出新的规划纲要是必要的，并且这个纲要就是推动信用立法工作的开展；

第二，需要理顺信用体系建设的逻辑，处理好“双牵头”的工作机制，指导理念与实际工作之间的矛盾，明确规划纲要的设计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于解决问题；

第三，明确信用的核心是应用，以全方位应用、全流程应用为核心，从政府机关到社会领域、到平台、到行业协会，全部都需要和信用系统对接，把信用真正打造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

第四，要规范黑名单认定的标准和程序，保证黑名单的效率和法律地位。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支撑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支撑问题做了总结发言。章政教授指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理论，除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博弈理论之外，还应该关注信用权理论。所谓“信用权”又叫信用信息权或个人信用信息权，是指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使用、管理等权益的相关规定和制度安排。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公开信息、二是非公开信息，前者例如姓名、工作单位等，后者如个人财产、家庭关系等。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前者的边界在扩大，后者的范围在缩小，但个人信用信息中不包括隐私。章政教授最后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的信用状况往往取决于这个社会公共道德的平均水平，因为道德水准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会反作用于社会关系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信用体系建设的意义就在于有助于提高全社会道德的平均水准。

分论坛一

社会信用建设的城市和行业创新实践研讨

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城市实践正在由初级探索向深入发展阶段过渡，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初步完成、信用分类监管全面实施、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建立健全为信用大数据创新应用打下了良好基础。未来我国城市信用建设的方向在于将新型信用产品应用于更多经济社会活动的场景中，使城市运行和管理服务更为智慧、诚信、高效。本平行分论坛，重点围绕未来我国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和行业发展创新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研讨，以期为我国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开展提供启发和借鉴。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成就来之不易。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信用体系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尽头。郑州发改委信用处处长黄博认为这条路虽然艰难，是因为这条路充满希望和社会责任，是任重而道远的。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信用事业部总经理、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委会副会长李伟用三个关键词描述信用工作，分别是信用、情怀和人生，做信用的人都是要讲情怀，这件事非常有意义也值得付出，也是非常好的成长机会。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董事、副总裁匡乐成指出，从事信用工作非常辛苦，有许多苦恼，如领导不重视、没有编制、没有机构、人员不够等等，但是继续坚持下去将不断增加存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杭州市发改委党委委员、巡视员姚伟明对信用工作充满信心。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发展阶段清晰。与会嘉宾将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分为三个阶段。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董事、副总裁匡乐成认为，第一阶段主要是信用基础建设阶段，第二阶段是将信用体系与社会经济运行体系连通，第三阶段是实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良性循环阶段。

作为首批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的荣成市信用中心主任杨丰钊、威海市发改委党组成员、重点办主任刘青、杭州市发改委党委委员、巡视员姚伟明介绍了各自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做法。郑州发改委信用处处长黄博、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长高燕、泸州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雪松等就创建信用示范城市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经验向大家作了分享。多措并举深化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各地都在积极贯彻落实红黑名单制度、信用联合奖惩制度、信用修复制度，不断归集信用信息和深化信用宣传、培训和教育工作，推广信用分，增强信用意识，改善营商环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长高燕和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信用事业部总经理、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委会副会长李伟希望将城市信用信息监测指标不断完善。郑州发改委信用处处长黄博和泸州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雪松希望能加强信用规范化管理，规范分级结果应用和信用信息使用，重点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工作。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信用事业部总经理、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委会副会长李伟希望新华信用搭建一个平台，提供信用服务机构跟城市之间的对接，协同政府、城市、行业、企业，大家一起构建信用生态圈。

行业协会积极探索信用模式

信用 + 汽修模式。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汽车信息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张学辉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信用在汽车维修行业和汽车检测行业的应用，基本原则是协会搭台、专业机构做事、专家发声、媒体传播。

一是汽车维修的主体，运用黑名单、红名单和信用积分对维修企业进行信用管理，实行数据监管和信用评级。

二是汽车维修从业人员，从信用评级、维修能力、技术标准、职业道德、从业经验等方面积累数据并对其进行引导。

三是汽车车辆本身，从适航性、适应性、保险、驾驶记录、违章记录等角度进行风险测评，以实现优胜劣汰。威海市发改委党组成员、重点办主任刘青也提到了信用在汽车停车、保险、二手车买卖方面的应用。

信用 + 溯源模式。海南省信用协会副秘书长戴锋介绍了以制度为核心、以溯源为支撑、以数据为基础、以平台为抓手、以应用为关键的五位一体信用 + 溯源创新模式，该模式的目的是实现信用体系和溯源体系的业务协同和技术对接，在提倡溯源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抓信用体系。

以制度为核心，制定信用评分方法，搜集、记录、评价和公示，进行信用评级；

以溯源为支撑，依靠建设一个来源可追溯、趋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溯源体系来搜集信息，做出信用评价；

以数据为基础，具备良好的搜集采集能力，丰富信用信息数据源，提高信息全面性；

以平台为抓手，溯源平台公开共享信用信息，实现技术对接，根据特定信用模型建立基础的信用档案向第三方和政府提供信用评价；

以应用为关键，挖掘其在应用评价中的价值，联合政府有关部门将信用等级信息作为行政许可、日常监督和抽验等行政管理措施的重要参考。

以海口市农贸市场建立肉菜追溯平台为例，信用 + 溯源模式希望能共同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将信用产品应用于更多的经济社会活动场景中。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汽车信息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张学辉也介绍到汽车维修行业也建立了可追溯体系，以提高消费者满意度。云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宇也提到了要建立药品追溯体系。

信用应用场景领域不断扩大

助力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湖北会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鞠仕勇分享用信用手段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他认为欠薪本质上实际是一种信用缺失。现在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不讲信用，不守承诺，体现为很多开发商没钱、很多业主方没钱也要把事情先干起来，但是最终他们承诺的无法兑现，工程款无法支付，农民工工资无法支付导致欠薪；另一个是信用纠纷，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总包方、分包方、包工头低价竞争，最终导致管理不善、资金成本高、一味低价，所以亏损，也就是原来的合同、合约资质不够，不遵守契约导致恶意讨薪。因此，他希望能结合信用手段、信用工具，打造一个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闭环。

京东整合资源搭建信用生态圈。京东城市信用总监秦天刚分享了京东城市在改善营商环境、推动社会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案例。京东城市是比较新的对外服务主体和品牌，是京东集团一级事业部，下设有京东城市智能研究院、智能城市事业部以及各地分公司和研究院三个板块，整合三方面的资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做出贡献，一是信用资源，如京东小白信用提供免押租赁服务；二是信用相关的资源，如京东金融类的风控模型、黑红名单的数据、金融类和信用相关的数据；三是数据和技术资源，如京东商城、京东物流的数据场景会整合到信用城市场景中来，再加上京东城市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一个案例是京东利用自身京东商城优选数据库资源打造福建莆田信用鞋城，改善莆田的营商环境。另一个案例是活跃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提供四类业务，充分体现各地分论坛一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对中小服务企业信用惠民进行支持。

对医药企业实施全流程信用监管。云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宇从源头到终端介绍了信用体系在医药行业中的应用。首先是生产环节，需要建立溯源体系，有利于清晰找准药品源头。其次是流通环节，对医药企业进行全方位评价，有利于药监部门调配医药流通情况。然后是终端环节，对药店和医院也进行全方位评价，有利于分类确定抽查频率，杜绝假冒伪劣药品和保证医保真实性。最后是药师环节，通过信用体系杜绝医师挂证现象，提高自身信用，实现药店透明化管理。此外配合红黑名单制度和线上信用学习平台，将更有利于实现信用监管，促进医药行业的信用建设。

分论坛二

征信市场建设和信用立法实践研讨

我国社会信用建设是以政府推动的公共信用体系建立为突破口，以政务诚信建设为表率，以商务诚信为关键，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同步推进实施的。信用制度建设的落脚点是为人民服务，未来，信用经济只有依靠市场力 量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发展。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和信用建设全面推进，大数据征信、区块链、共享经济等新经济业态不断涌现，其本质是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机制，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本分论坛通过融合行业前沿和科 技智慧，探讨大数据时代征信市场建设和信用立法实践的前沿政策。

大数据在征信市场中的应用

大数据在征信市场中的应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大数据在征信市场有着广阔的运用前景并分享了各自领域的实践经验。

百行征信负责人田昆认为大数据在征信市场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将大数据与统计技术结合，设立指标提升风控业务水平；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数据质量，使征信活动覆盖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此外，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区块链、金融科技等概念结合在一起将带来更广阔的应用空间，信用科技有助于解决大数据在信用领域运用的合规性问题。

信联征信总经理乔胜分析了大数据在信用领域的运用可以分为三个环节。首先是数据环节。数据是一种资产，需要有收集存储的过程。数据成为资产以后必须是流动的，没有形成数据流的数据没有意义和价值。其次是算法环节。算法是对数据进行加工增值，对多元的数据进行关联性分析、建模处理，对数据内在规律性进行分析挖掘的重要的技术手段。算法应是动态而多元的，在不同的领域、不同场景下面，需要做关于算法的适配性调优。最后是场景环节。任何信用产品最终都必须落实到特定场景中，通过场景实现其商业价值。

前海梧桐并购基金合伙人李政分享了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给信用制度带来的革新。一是区块链技术实现金融基础设施去中心化，未来金融基础设施将遍布全球。二是区块链技术破解了国际贸易信用的难题，区块链信用证可以带来非常好的解决方式。三是区块链使整个银行客户信用体系得到优化。此外，已有区块链技术可以被应用到证券市场中，帮助进行市场操纵行为和内幕交易行为追踪，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同时，他也指出新技术的出现带来如下几方面风险。其一是技术风险，目前全球证券市场的区块链应用技术都存在一系列可能漏洞；其二是信息的风险，区块链技术存在泄露客户信息的潜在风险。

大数据时代信用立法实践

在大数据时代下如何进行信用立法实践，与会嘉宾们分别分享了各自的思考和建议。

百行征信负责人田昆认为个人征信领域要依法合规，注重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他着重强调了个人征信领域中的个人授权问题及信用修复机制问题等，认为这些是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重中之重。

三希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在文认为目前我国征信市场存在征信体系选择、信用服务边界、联合奖惩等很多法律问题，迫切需要推进信用立法。在信用服务边界问题中，需要立法明确个人信息使用边界，实现个人信息的充分保护与充分使用相结合。在联合奖惩问题中，需要明确奖惩事项及信用修复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并注意联合奖惩法律法规制定的区域间平衡问题。

中央党校政法部经济法室主任王伟提出企业信用信息法制化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一是要促进企业信息的流动，让公众通过公共信息判断企业情况；二是政府需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职责仅为提供基本信息，更多关于企业信息的收集与披露应交由市场完成；三是依照企业规模设立不同公示标准，小企业设置较低的披露标准，大企业及上市公司设置较高的披露标准；四是应保障信息交接安全。遵循以上四个原则，企业应从如下四个方面促进企业信息法制化。一是增加企业信息公示路径，引入市场化收费标准；二是公开企业章程，公开企业基础财务信息，严惩虚假信息；三是构建信用惩戒机制，尤其是针对行政惩戒；四是创新信用修复机制，区分违约信用修复和违法信用修复。

北京法大律师所高级合伙人李银生认为信用立法需谨慎。我国乃至世界现存所有法律所有的法律都起到调整人的行为思想的作用，因此都可以被称为信用法。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研究所所长韩家平指出，目前我国市场环境中失信行为较多，主要原因是信息不透明和违法成本低造成的低失信成本，因此需要推动信用立法规范市场行为。但应注意该立法不应过度泛化，应尽量具体。

分论坛三

中国特色信用理论和信用教育实践探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信用体系正是这三大创新的有力彰显。随着信用实践先行和信用政策制度逐步完善，理论研究和信用教育不足的短板日益凸显，已成为影响信用实践和制度前行的关键因素。本分论坛立足全国信用教育联盟各成员高校专业研究力量，通过对信用教育实践的深入研讨，力图明确未来我国信用理论和信用教育实践的发展方向。

信用专业人才面临挑战

供给侧改革进程中，信用专业人才面临问题和挑战。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卞志村表示社会发展太快、信用体系建设的力度太快、政府推进的速度太快，从最高领导人到地方领导人，对信用建设越来越重视。高校培养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发展。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信用管理系主任陈洪海认为，社会信用管理人才的匮乏，不是在座的各位开展本科教育的原因，而是研究生教育匮乏。企业或者单位有一定的责任进行培训，研究生相关的教育应该大力推进，要真正重视起来。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王国栋主任指出，社会提供给专业的信用管理岗位还是相对较少，而且国内大的信用评级公司都是招聘硕士研究生。

信用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

信用管理领域在市场端发展较快，信用专业教育仍显落后。

重庆工商大学智融学院副校长吴华安分享到，针对信用管理人才的培养，融智学院办了一届关于信用专业人才培养的论坛。当时有学者提到“信用管理专业的培养要走交叉和融合”，可以将信用与计算机专业结合起来，这一观点对吴校长的信用教育理念有一定的冲击。此外，吴校长认为，目前信用专业的培养从软学科上仍显薄弱，所以在这两年过程中进行摸索和思考，如何把软的学科变硬。

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叶谦主任提出，在大数据的背景情况下，金融数据挖掘在浙江财经大学整个学院都开课，让信用管理的老师来授课，一共是三个语言：python、R 语言、matlab，其校信用管理专业面向以金融企业为主，比如如何管理风险，希望通过这些课程让学生有基本的信用管理知识。

北京物资学院许可教授认为，在理论应用方面，信用管理应该同计算机专业有一个结合，类似于金融工程，我们也可以开设一个信用工程的课程。同时，她提议北大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可以牵头编一套教材，除了信用基础教程以外，还需要信用工程、信用案例、信用法律教程等一整套体系下的教材。

信用专业教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信用的边界是什么。从个人日常的行为、到组织、机构或者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可能跟信用挂上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的失信行为是否还要让他的后代跟着惩罚或者进入任何一个其他社会领域的时候，都要背着这个黑名单？卞志村提出疑惑，他认为针对惩戒的边界问题，需要大家讨论清楚，不能把惩戒力度无限放大，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们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不是一个好事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杜丽群教授分析到，我们不能按照老一套、传统的教育形式来培养学生，信用管理学科都是要跟社会挂钩的。

厦门理工学院研究所阮德信所长指出社会层面的信用并不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是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降低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信用管理系主任陈洪海认为信用体系的建设在中国目前还是处于动态发展过程当中，所以不要太过于拘泥于它的边界。信用专业教育的学科设置。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卢亚娟表示，政府的管理实践领域的创新非常快速，我们的理论很难跟上。

天津商业大学金融系主任刘红霞认为信用管理学科专业建设任重道远，我们对信用管理的属性要重新认识，原来仅仅局限在已有的应用经济学下面的金融学类是否合适。

叶谦教授认为现在的科技金融和信用有关系，数据的采集、评级、应用里面都离不开科技，信用可以和科技金融等同起来。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用管理系主任董树功教授认为，现在的专业建设存在问题。我们对于信用管理专业的认识不能既是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的交叉学科，又是同属关系。作为本科教育，尤其是二本的院校应该培养应用型，与实践密切相关。该学院信用管理专业在 2016 年开始，安排学生进行为期一学期的产教融合识别，让学生去这些相关的企业或者让企业的人过来授课进行产教高度融合，并安排实践。

源点根据会议简报整理，错漏之处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