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民意压力下的政府应对政策往往具有妥协性和不确定性，反过来则又可能成为被网民诟病的口实。甚至也可以说政府在面对网络舆情的时候是一个十足的弱势群体。

面对这样的一种由新媒体带来的舆论压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怪罪媒体的开放带来的民意“潮水”过多，而应该思考我们舆论环境的“堤坝”是否筑的太高。

有“疏”才有“通”，本周“青岛城管殴打残疾人”事件给我们上了一堂课，让我们尝试了解在现今传媒环境中，政府部门尤其是执法部门，在面对突发舆情时如何“独善其身”。

6月16日，微博上风传一组照片称“一名残疾人因在海边叫卖海螺等小饰品，在城管来检查时来不及‘逃跑’，被‘城管便衣’逮住后长时间殴打后经游客报警后，城管便衣迅速离开现场。被打残疾人后被120医护人员送医院救治。”6月18日，青岛方面独家在人民网进行回应，纠正了网络传言，还原了现场“残疾人打骂执法人员”的事实。

单从此事件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积极的地方是青岛地方政府在面对舆论危机时候能回应传言，辟谣的时候也能拿得出图片证据。但是问题是影响已经造出，再多的补救也无法挽回公信力的丧失，正如一张纸，揉皱之后难以抚平原状一样。所以面对和民众接触的执法类舆情飙升，我们总结舆情产生的规律和不同舆情的处置方法，尝试思考当政府面临执法难题时，如何不激化矛盾，从容引导舆论。

“执法”引发的舆情摩擦的成因

政府参与社会管理必有“执法”产生，由此产生的对公民的影响将会更加直接。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贫富差距的拉大、私产意识的提升、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都在客观环境上为由“执法”产生的舆情提供发酵的土壤。所以从政府角度来看，未来由“执法”带来的舆情压力会越来越大，民众对公权力的挑战也会与日俱增。

“执法”引发的舆情处理的特殊性

由施行公权力规范公民行为带来的“执法”舆情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今互联网舆论的重要“支流”，而“干流”则是上访信息。此类舆情在处理中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一、如果秉公执法，那么淡漠了人情，甚至引发更深层次的舆论思潮，比如广州许霆案；二、如果例外过多，其他行为也会“以儆效尤”使社会管理背离法治精神。

所以面对“执法”舆情中，要深刻了解其“保持客观公正、周旋媒体、安抚网民”的舆情应对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实践层面极难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