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行为的出现，表明市场机制的失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从一百多年来市场体系的完善看，对付失信行为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事先的筛选过滤，就是事先管制的方式，把失信堵在市场之外。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成本非常大，而且这种方式会因为管制导致更多的失信行为，我们身边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尤其是70年代末开始的规制改革运动，对事先管制的方式是基本否定的，尽管某些领域会有存在。第二种方式，就是信息披露，强调通过披露来进行监管，只要信息是对称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会消除，这其实就是现代监管理念的核心要义，也是信用制度的价值所在。包括08年金融危机以后对政府职能的再反思，也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趋势，各国都在不断的发展。比如2000年8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通过了公平披露规则，就是要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必须同时向所有的投资人披露，而不是过去的选择披露，往往是机构投资者先获得信息。

我归纳信用机制有四个特点：一是现代的信用机制确实都是政府来推动建的，各国政府监管制度其实是引入了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同于最初的自发探索。二是信用机制的本质功能是信息分享，通过信息的发布和交换，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世界银行的专家对129个国家的信用机制进行过比较研究，很多结论非常有意思。至于对于信息本身的评价，由接受者、使用者独立做出。由于不同主体的风险偏好不同，对于同一信息的主观评价完全有可能不一样。比如说上市公司重大事项的披露，如并购，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其实不同的主体做出的评价是不一样的。三是机制会持续发挥作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使失信者承担持续的后果。四是信用机制是一个软约束，通过市场机制、社会评价机制发挥作用，而不是一个法律制裁那样的硬约束。硬约束必须体现许多法律原则，如处罚必须法定、特定，一事不再罚，必须能提供合法的预期。

我们国家的信用体系建设呈现比较明显的两个阶段的特点。从2001年国家层面要求推进建设个人信用体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信用体系建设的方案，2007年国办发了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这属于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建设目标是比较明确的，也是与国际接轨的。最近两年，信用体系建设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从规划纲要、33号文，都转变到以建设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为重点，现在出台了好多联合惩戒方面的文件，联合惩戒的功能越来越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被赋予了更多的任务。这种转变显然有比较深层次的原因，包括主管部门的几次变化，值得思考。

以政府机关的联合惩戒机制为重点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应该说法律上面临一些问题。

第一是制度的主要功能的改变。信用机制的作用是解决信息不对称，至于哪些行为属于失信，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判断标准，由此形成一个市场的多元信号，供市场主体交易参考。评价主体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这就是信用机制的作用。由政府统一制定失信的标准，就会丧失市场多元信号的长处。而且，各个部门都会把自己的管理领域纳入失信范畴，搭便车，使失信的外延被扩大。

第二会大幅增加行政机关的任务。由政府机关来确定哪些行为失信，必然需要额外进行制度建设。比如，教育科研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探索建立完善教育和科研机构、教师、学生、科研人员的信用评价制度；将信用评价与考试招生、学籍管理、学历学位授予、科研项目立项、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聘用、评选表彰等挂钩。这是一项极为复杂、投入巨大、产出很难预期的任务。这样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原来的本职工作本来就没有做好，新增加任务以后，工作会更做不好。

第三会混淆信用机制和执法机制的边界。执法属于硬约束，所谓硬约束就是一定要有法律授权，要有程序有机制，而且要赋予相对人可救济的机制，提供可预期性。以惩戒为中心的信用惩戒，以失信之名，有些情况是实行了行政处罚之实，甚至后果远超行政执法，但是又避免了执法监督的救济机制。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哪些行为属于失信，失信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执行。这些都不利于权利保护，也是违反处罚法定这些基本原则的，就会对市场主体产生不确定性。奖励方面，政府对守信行为进行奖励是不是符合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比如我们现在办行政许可，甚至可以容缺受理，从法律角度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措施，如果容缺受理侵犯了第三人的权利，怎么承担责任，这都有一些问题。

第四会抑制自发机制的生成。由政府来判定失信行为，政府决定联合惩戒，那么这种信用体系建设的模式，与基于社会分享的信用体系建设模式的焦点是模糊、错位的。它间接就要抑制社会信用体系的生成，导致社会和市场共治机制的延后发育，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政府联合惩戒机制当然不是不重要，但那属于执法协作与执法信息共享层面的问题，需要在法治框架下设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下一步的方向，我的建议是聚焦重点，做好该做的事，尽量少做或者不做不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