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借助迅捷的大众传媒，大连海上原油泄漏，吉林化工原料桶冲入松花江，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等突发事件因其事起骤然，短时间内各方力量交集，多家新闻媒体密切关注，对政府的管理应对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对类似事件的具体应对中，有的因及时果断“早说话、说对话、会说话”，为政府的后续处置赢得了先机；有的则因处置不善，甚至引发了新闻次生灾害，一度使工作陷入被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但当今各级政府身处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风险社会”，面对种种突发事件，政府应培养怎样“条件反射”般的应急能力？如何借助信息的公开透明实现社会动员？如何避免相互推诿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

媒体、网络报道是封堵不住的

突发事件一发生，公众急于知情，既出于自我防范，又出于监督政府；媒体更是急于报道，既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求，也是对社会问题的预警。以往突发事件，由于政府担心信息公开会造成公众恐慌，影响稳定，因此要求控制媒体，不予报道。但是在当今媒体时代特别是网络时代，所有网民都是“记者”，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自己得到的信息放上网。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技术上，封堵媒体和网络都是错误的。所有的突发事件，媒体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甚至早于处置事件的官员；网民也会大大早于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此时，重要的是宣传部门也应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接待记者，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地为记者和公众提供信息，有针对性的主动引导舆论。

抑制网络非理性情绪需加强引导

突发事件发生后，过去政府往往不愿公开，怕媒体添乱，引起公众恐慌，影响政府形象，但事实恰恰相反。南京在这方面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2003年邓府巷拆迁户纵火事件。当时按照传统的新闻管理方法，要求媒体不予报道，结果政府、主流媒体失语失声，网上炒开了，最后全国媒体、网络都争先报道此事，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004年南京栖霞区、下关区又发生类似事件，当地政府迅速拟定新闻通稿发布给媒体，结果一切平静，没有形成舆论热点。原因在于，政府有针对性的在第一时间公布了真相，谣言就没有传播的空间，政府也塑造了诚信责任的形象。正如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在《政府新闻学》序中写道：突发事件只有不发布或者迟发布而造成被动局面的典型案例，没有因为及时发布而造成不良影响的典型案例。

风险雷达追根溯源 提供舆论引导有力保障

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如果没有被摆在重要位置或处置不当，不仅直接影响事故处理本身，还会引发新的次生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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